《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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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讨袁护法

28 讨袁护法

1915年秋当袁世凯的王朝引发骚乱不满时，孙文重申他追求独立的决定，为避免重犯1911年的错误，他的目标是将自已和他的党作为独家撑权者。敦促他的追随者抓住关健点，并宣布将不与袁的叛徒阵营合作。11月孙令陈其美和蒋介石暗杀了亲袁的上海都督，但11月初发动海军起义的企图未能成功。11月底梁启超的支持者蔡鄂将军在云南首举讨袁反复辟帝制的义旗，真正的反袁战争开始，但不是在孙文领导下。

现在日本如孙文所期望，变得更加积极。虽然原则上，日本领导人更倾向于中国成为君主制国家，袁世凯此时称帝，本应相当于投票支持抗日。因此，10月开始提出反君主制的外交动议，日本与本土反袁世凯运动保持同步，英国及其欧洲同盟因一战爆发而自顾无瑕，无法干预，他们需要日本更盛于需要袁世凯；而且，他们原来欢迎袁世凯是作为稳定的担保人，现在袁却制造了不稳定。12月日本派一名高级军官到上海协助反袁运动。1916年1月日本政府决定不支持袁的新王朝。2月孙文的转折点终于来临。[1]

这时，南方的反袁活动仍然遇到顽强的抵抗，日本决定资助孙文，它通过一个民间企业家Kuhara Fusanosuke处理，此人是军方和泛亚圈的影子人物，也是日军副总参谋长Tanaka将军的朋友；1920年代末，Tanaka任首相时，以对中国持强硬立场著称，是反袁世凯战略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从2月20日至4月27日，Kuhara共给了孙文至少140万元（约70万美元）贷款，最后一笔是由Tanaka汇的。但是在获取更多的钱以前，孙文不得不显示看得见的成果，且日本人并未如孙文期望的那样，单独支持他。[2]

3月7日东京内阁决定完全除掉袁世凯，并为在全中国建立支配机制扫清道路。为此目的，它亦决定予由梁启超的信徒领导的反袁力量以交战方的地位，在所有反袁派之间分配资金。Kuhara亦向一个袁的缩敌，与南方反袁者合作的前高官贷款100万元。另一位日本商人O向一个满族亲王贷出相似的贷款，他是满洲傀儡政府的长期侯选人；日本在满洲施行更放肆的政策。[3]

袁世凯无论如何朝着灭亡迈步，但日本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3月22日袁世凯取消称帝后，一位勇敢的中国反对派要求袁完全退休，然后，4月日本予袁世凯致命的一击。他们说服中国盐税管理国际委员会，扣住税收直到清偿贷款和偿付赔偿之后。由于缺钱，袁世凯无法阻止官员和士兵的背叛。[4]

试图从东京指挥反袁运动的孙文，此时担忧袁的其他反对派更甚于袁世凯本身。他警告他的追随者，除非他们撑握主动权，中国可能会陷入第二，第三个袁世凯手中。孙文送钱贿赂军队，称赞美国华侨志愿者，捐助飞机和飞行员，通过日本在山东的军政府贸易官员用海船运送武器（后来披露日本交易者运送的是过时的武器）。4月27日孙文启程赴上海亲自负责。此时，或许在日本人的坚持下，他放弃单打独斗的观念，指示部下与非党人员合作。虽然他警告反对与日本有牵连的广告，但是孙与日本的关连非常明显，尤其在上海和山东。在上海孙文住在南满铁路公司一个日本官员的家里。孙的卫兵是一位年青的日本军官，20年后成为日本远征军驻上海的司令官。[5]

重大的军事胜利本应可以获得更多日本资助，但孙文的部队未能赢得此种胜利。宣称在他与攻占北京之间仅差500万美元空缺，孙文向他的美国朋友D提出最后一次无结果的请求。同时，承认他的对手已再次超过他，孙文号召所有的力量团结组建共和。但是6月6日已准备逃离北京的袁世凯死于尿毒症。随即不是共和体制的恢复，而是一段由袁的北洋军军阀操控的地方军阀统治时期。随后的12年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中央统一的统治。

日本通过帮助将中国带入混乱的边缘而短期获益。日本发现无法通过代理人获得大陆的支配权，而欺凌策略仅是激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抗，最终日本帝国军队不得不与中国人民战斗，因为他们的国家不供出卖。她过去从未出卖，将来永远也不卖。[6]

孙文和同样接受日本资助的孙文的竞争对手们均无意间做了傀儡。所有的人为他们各自的直接目的仅希望利用日本。然而，孙文在与日本交易时极不审慎，尤其是在突发的21条期间，孙文更真诚相信建立在真正互利基础上的泛亚主义，正如他相信整个工业世界可以通过协助而非剥削中国获利。试图说服Kuhara和美国摩根集团接受此种长远利益的观念，若有需要确保之，他可以比他们更精明，孙文当然是天真的。然而，由于缺乏建立本土权力的条件，在他事业的头20年期间，他几乎没有改变。

不过，中国社会继续现代化，开始为政治现代化拓宽道路。新思想潮流，刺激了社会责任感的觉醒，渗透进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了袁世凯的独裁压制，这些观念更自由地流通传播。工业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土企业家和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农村的变化要缓慢得多。民众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然而农村的剥削未受制约，更为加剧，强化了传统农民反抗的暴发。这里是个巨大不满的水库，等待积极政治活动的渠道。麻烦的是，这些新条件成熟的同时，亦强化了地方军阀的坐大，孙文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便警告过此种背信弃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