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捍卫革命精神
19、捍卫革命精神
1月1日孙文宣誓就任总统，随后数月撑管一个危机四伏又极缺钱的临时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留在各省，各省军事领导人，不仅拒绝满清的统治，亦拒绝任何强大的中央政府的统治。在他的革命前计划中，孙文已预见到最终导致的分裂危险和地方军阀坐大的局面。孙文为此设计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与他的五权宪法一样，甚至被他的同志们及各省在南京的代表们忘却和忽视。
虽然该方案并非他的，孙文伴演着分配给他的角色；他为袁世凯站台，对行政管理几乎从无兴趣，因此委任其他人干。1月底好些北方将军加盟共和旗帜下。然后袁世凯说服清庭坚持抵抗无济于事，2月12日宣统皇帝退位。革命者迅即履行了他们的承诺，孙文于次日递交辞呈，两天后，南京议会选举袁世凯任临时政府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4月1日孙文正式离任，议会迁至北京。尽管对袁世凯持疑，同盟会的领导人总体感到满意，他们当然知道革命尚未完成。
满怀希望解除地主和高利贷者盘剥而参加革命的农民们则大失所望。国内未进行社会革命，而国际平等仍是一个遥远的梦。士绅官僚精英未被取代，而是与军阀合流，在此种结盟的中收是一种时间之坟：肆虐的军阀主义既毁了共和主义也灭了传统绅权。
无论如何，1911年革命意义重大。革命虽然未植入稳固的变革，它完全摧毁了世界历史上最久的政治传统。留下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希望遗产，为中国现代革命的下一阶段注入燃料。[1]
后来孙文试图摆脱他自已的责任，使得共和国成为袁世凯和他的将军们的人质。孙文指责他的同志们放弃了革命基础，将来变成傀儡。从未忠诚于他的党确实在1912年对孙文更不在意。虽然若孙文对党有全权撑控权的话，本应会有不同的结果。不过不太可能有太大的不同，因为同盟会并未撑控革命军。正如孙文曾警告胡汉民，有理智的中国人皆不能无视列强。[2]
事实上没有外国政策决策人，或许除了一些日本人之外，曾认真考虑过干涉。由于对义和团恐惧记忆犹新，他们害怕激怒中国民众。革命领导人则对义和团被镇压的后果，同样担心列强干涉，因此他们与民众保持距离。
不过，外国人不必实际干涉，以便达成协议解决。他们的财金实力足够强大，剥夺南京和北京政府的主要收入源，便足以令其破产。外国人控制着作为贷款和赔偿担保的海关岁入，地方各省领导人则撑控着土地积收入。从动员起来的农民吸取力量的革命，本应可以打破地方绅权，使得中央权力得益于多余的农产品。由于并未发生此种革命，而是一场排除社会冲突的简易革命，不增加中国对外国银行的依赖，无人可以建立起一个能够支付数十万军队军响的政府。而银行家则直至中国人本身建立起一个政府后，才能以国家的资源作抵押提供相应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