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罪孽（上）
第十二章：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提要：全世界共产党政权第一个崩溃的是波共政权。波兰工人阶级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不断抗争，以及瓦勒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及波兰天主教会功不可灭。所有的共产党均自吹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共产党暴政的罪恶史充分证明：共产党其实是工农阶级最大的死敌！共产党是专工农阶级的政！
有一种说法六四天安门屠城对促使苏东共产党暴政解体有功，其实不然，因为波共早在1981年团结工会成立后即被迫不断与工会谈判，特别是在1988年8月-1989年3月间波共当局被迫与团结工会进行园桌谈判，并达成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的协议，波兰人民在该日经大选而终结了波共暴政；同日在中国北京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屠城，约3000-30000多学生与平民惨遭中共暴政毒手。波共之所以被迫妥协让步放弃权力，根本原因在于波兰工人阶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争权的斗争，特别是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皆积极参与团结工会活动使之实力强大；苏共总书记哥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并不再干涉波兰内政则是波兰政治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波兰军方统帅由于天良未泯，出于人道主义，拒绝波共高层多数要求派军队镇压的指令，是极重要的原因；此外波共领导人雅鲁择尔斯基将军的明智理性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波共暴政与所有共产党暴政一样，是依靠苏联红军的非法暴力夺取政权，依赖恐怖暴力镇压维持权力，未取得人民的真实同意，因此始终不合法；本质上则是依赖秘密警察特务恐怖暴力谎言欺骗术一党专制独裁治国，波共夺权伊始即建立起数十万人的秘密政治警察系统，对各行各业的全体波兰人进行无孔不入的普遍恐怖迫害。全国成人1/3共计560万人被国安部秘密政治警察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密监控；自1980年始，波共改用渗透及建立假反对派组织的方式企图操控误导反对派。特务头子库溶（Jacek Kuron）建议“不用去摧毁这些组织，组织你自已的。”雇用大量线人打入团结工会。但决不能因此而说：“团结工会最黑！”是波共特务黑是共产党黑而决非团结工会黑。吾以为徐水良先生之“海外民运最黑，部分国内民运最黑”之说，实在糊里糊涂，应属严重误导公众的谬论。
表面上看，似乎波共解体有其主观意愿妥协和解让步的一面，而实质则是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长期坚持不懈的反共抗暴争权斗争的必然结果。波共自1953年斯大林死后，对民众的镇压呈渐渐弱化的趋势，从普遍恐怖，至普遍迫害，到普通迫害，降至选择性迫害，再到有限迫害，进而被迫谈判妥协让步放弃独裁专制权力；且对政治反对派的屠杀及所判刑期远比中共对相同性质的反抗者的大规模屠杀及所判重刑为轻，表明波共实质上相对较中共及亚洲共产党暴政不那么野蛮残暴；而且波共仅对波兰人民实施过一次公然抢劫：即抢劫富农财产。而中共则对中国人民持续进行了三次公然大抢劫：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变成所谓国有资产（实为党有）、抢劫国有资产变成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私人财产、破坏污染中国生态环境抢劫中国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波兰人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特别是被中共强制洗脑变成的唯物无神论者，其中不乏极度无知且狂妄之徒。因此，中国的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民主之路特别艰难是必然的；中共暴政决无任何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政治改良，凡我国人应当早日认清中共暴政这一流氓本质，任何与中共共生共荣的想法，若非中共流氓克意误导，便是思想糊涂之士的一厢情愿，或是别有用心者的故意帮闲，至少也是政治上的严重弱智；唯有全民团结组织起来抗争争权，唯有发展壮大人民自已的力量并坚持不懈英勇抗暴争权，才能终结中共暴政，才能迫使中共暴政妥协让步最后放弃独裁专制特权，全体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华儿女都应当思考：中国人应该怎么办？！
2010年3月7日第209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1．波兰简史
1772-1795年，波兰被三次瓜分，每次沙皇俄国均参与分脏；波兰人于1830-1863年起义反抗俄国侵占，但均被残酷镇压；从此上流社会和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均积极参加反抗外国入侵（无论沙俄还是普鲁士）的爱国和抵抗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曾欺压波兰长达一个世纪的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三个帝国的崩溃，为波兰的浴火重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提供了历史性的良机。但独立的动因与苏联革命的目的立即发生了冲突。
1920年厦，列宁下令红军入侵华沙，遇到波兰全国性激烈反抗而未果。由于斯大林的疏忽大意，导致红军惨败，托洛斯基和图科契夫斯基(Tukhachevsky)元帅等批评了斯大林，后来皆被斯大林假公济私报一箭之仇而丧生。1921年苏联被迫签署有利于波兰的里加（Riga）条约。364
1921年波兰参与抵抗运动的波兰贵族、军人和教会，从此被苏共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深恶痛绝。波兰人，无论是否俱有苏联国籍，皆饱受斯大林恐怖的全部灾难：抓间谍，灭富农，反宗教，民族和种族清洗，大清洗，边境地区及红军本身的清洗，帮助波兰共产党夺权的“和平”运动，所有恐怖的形式包括强迫劳教，处死战俘，及对标上“社会危险分子”的大规模强制驱逐等，波兰人皆首当其冲。
2．苏联共产党对波兰共产党人的迫害
1924-1929年数百名波兰人被罗织间谍罪名处决，其中仅有极少数人确实涉嫌。在苏联反宗教运动期间，数万名天主教徒受迫害，其中几十人被杀或失踪。虽然与苏联镇压东正教相比，波兰天主教受迫害似乎并非太严重，但造成构成社会文化和心灵生活基础的教会消失，几十万波兰农民教徒深受其害。70万波兰农民有20%被划归富农，另21%划为准富农，在乌克兰，波兰人的反抗尤为激烈，苏共当局不得不用暴力镇压，仅1933年，波兰裔人口的居民即下降了25%。
1933年8月15日-9月15日，苏共当局以“波兰军事组织”间谍和破坏渗透活动为名逮捕了20名波兰共产党员，包括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逮捕潮随之而来。该军事组织成立于1915年，旨在抵抗奥匈帝国和德国的侵占，1921年业已停止活动，1933年早已不复存在。该组织成员多为左派波兰社会主义党人，部分分裂成波兰共产党。尽管如此，几十人被逮捕、错误指控并处死，其他人或死于狱中，或在大清洗中丧生。
1935年9月在莫斯科、蒙斯克（Monsk）和基夫(Kyiv)新一轮逮捕潮又起。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苏共逮捕在秘密警察系统（NKVD）工作的波兰人，从最基层直至最高层，数百名波兰裔，其中许多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被误控、酷刑和强迫认罪。1937年8月11日，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爱佐夫签署了项第00485号逮捕令：
（1） 立即逮捕POW活动分子；
（2） 所有仍留在苏联的波兰战俘；
（3） 所有波兰难民，其抵达苏联的日期在所不问；
（4） 与波兰交换而来的所有政治移民和政治犯；
（5） 前波兰社会主义党人及所有反苏维埃的党员；
（6） 地方反苏维埃分子和波兰民族主义者；
（7） 首先逮捕在秘密警察部门，红军，军工厂和所有其他部门中，诸如铁路、交通、航空、能源、海运部门中的军事机关工作的波兰人。凡属前者一律判死刑，立即执行；凡属第二类一律判处五至十刑。
1938年11月15日，苏联NKVD秘密警察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镇压清洗波共领导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共46名委员和另外26名没有投票权的侯补委员被处死。1938年7月10日，NKVD的一份报告称：134539名波兰裔囚犯，40-50%（即54000-67000人）被处决；幸存者被驱逐至卡扎克斯坦（Kazakhstan）。波兰人占在大清洗中牺牲者总数的10%，占全部少数民族被清洗的牺牲者的40%。
3．1939-1941年期间的强制驱逐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将波兰划分为各自利益范围。1939年9月14日，斯大林签署进攻波兰的命令；三天后红军大举入侵波兰。宣称解放被波兰法西斯占领的西乌克兰并将其并入苏联。
1939年9月19日，新任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Beria）在秘密警察总部内依第0308号令专设“战犯”部，10月初25000名波兰战俘被强迫修路；12000名战俘送至工厂强迫劳动；还有数量不祥的波兰战俘被关进分布在各地的古拉格系统监狱。1940年2月底，6192名波兰政治活动家，8376名波兰军官被拘押。1940年3月5日，经贝利亚动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三个地区的囚犯，及在乌克兰西部的监狱关押的11000名波兰人适用“最高惩罚”（即死刑）。该建议被斯大林，伏洛希洛夫元帅(Voroshilov)，马库洛夫(Merkulov)，米高杨(Mikoyan)立刻批准。加里宁(Kalinin)和卡岗诺维奇(Kaganovich)亦缺席同意该屠杀计划。
1940年4月3日-5月13日，所有的囚犯被分小组从狱中提出，共4404名囚徒从科兹勒斯克（Kozielsk）提出至卡特涅（Katyn）集体枪决，群体埋葬。在斯塔洛比勒斯克（Starobielsk）3896名囚犯被拉至位于卡尔基夫秘密警察总部集体屠杀、群体埋葬；6287人被拉到秘密警察在加里宁的总部集体屠杀，其死尸体被群体埋葬于效外，共计14587人被屠杀。
第三类是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军官及国家机关或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及各类地主，质言之，所有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7305人中的绝大多数均被处决。他们被埋葬于何处，迄今未知，仅知道3405人处死于乌克兰，另3880人处决于贝洛路西亚（Belorussia）。
德军入侵苏联后，绝大多数囚徒均面临灭顶之灾。仅西乌克兰一地约6000人被屠杀；数百名试图越狱者被群体屠杀，另有714人（其中500人从未受审）被负责运送的司令官下令群体屠杀。
依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9年12月5日决议，第一波强制驱逐始于1940年2月10日。依NKVD统计共14万人被驱逐，其中82%是波兰人。从乌克兰和贝洛路西亚被强制迁徙至俄国北部的科米共和国（Komi）和西伯利亚西部。
1940年3月2日开始新一轮强迁。这次是针对囚犯的家属（甚至丈夫或母亲已被处决者）以及“社会危险分子”。依NKVD的数据表明约60000人被强迁，几乎都迁至卡扎克斯坦，他（她）们均蒙受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因饥荒和寒冷不少人因此丧生。
1940年6月28日-6月29日，启动第三波强迁。这次是针对所有1939年9月以前不是居住于苏联合并之波兰领土上的波兰人。约80000名波兰人被强迁，其中84%是犹太人，他们如果逃过了1941年厦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话，全部被关入古拉格集中营。
最后一波强迁始于1941年5月21日，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旨在清除边境和巴尔迪克（Baltic）地区“不受欢迎的人”，主要是被判处20年以上徒刑的囚犯，共计86000人，不包括爱莎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婉人。
依NKVD自已的数据，上述四波强迁总数达330000至340000人。若加上其他可获取的数据，共有40万至50万人被强迁。在苏联统治波兰东半部的两年期间，约一百万人（10%的波兰人）直接受到各种迫害：处死、监狱、集中营、强迁、强迫劳动等。不下三万人被处死，9-10万人死于集中营或强迁途中。
1944年1月4日-5日，第一支苏联坦克部队越过1921年确立的苏波边界线。1944年7月20日，6000名波兰抵抗运动成员被捕，1000人逃亡。1944年8月1日，约25000名战士，其中300名军官被捕缴械并监禁；1944年底，超过17000人被捕，4000人被驱逐至苏联边远的监狱。1945年1月至1946年8月，3400名抵抗运动战士被捕，大多数人入狱，其余的被送交波共政府。此外47000人被拘留审讯。至少25000至30000名市民被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塞勒西亚（Upper Silesia）强迁至苏联，包括15000名矿工，被强制送至西伯利亚矿区。
4．群体恐怖（1944-1947）
波兰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苏联红军基础之上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皆受过NKVD/KGB的专门训练，波共依赖秘密警察系统实现党国控制。波共建政同时即建立起波兰安全部，其核心由数百名顾问组成。波共党员人数很少，根本没有机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因为多数波兰人传统上即对苏俄没有好感而素怀敌意。特别是“解放”带给波兰人民的痛苦的经验，反对苏维埃化的力量来自抵抗运动，地下政治团体，法律界人士及最有实力的波兰农民党。
5．秘密警察特务统治
波共欲巩固政权，其首要任务在于摧毁一切反抗力量，才能建立苏联模式的党国体制。1945年下半年，波兰安全部已有20000名干部（不包括警察）及一支由300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组成的内务部军队。针对反抗运动的战争极血腥和残酷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因其中掺有大量苏军和苏联秘密警察介入，故波兰历史学家不承认这是内战。376
安全部使用各种手段渗透、预防，拥有良好的通讯和武器装备，还有苏军和克格勃协助，其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依安全部负责清除反共势力的第三处统计：1947年冲突造成1486人死亡，而波共仅136人丧生；1945-1948年期间，8700名反波共政府人员被屠杀，绝大多数是由安全部秘密警察干的；1947年4月至7月，在波兰的14万乌克兰人，被驱赶至德国领土。
安全部的纪录表明：大量欺诈手段运用于1947年1月的假选举，在大选期间秘密警察逮捕了数千名反对派人士，1946年1月雇用了17500名线人，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滥用野蛮暴力。1947年约32800人被国安部第三处逮捕，而负责保卫工业部门的第四处逮捕了4800人；在选举前一周，国安部、军警、克格勃和军队逮捕了50000至60000名农民党活动人士。其间发生了许多谋杀事件，有些则是地方波共支部干的。
6．司法黑暗，酷刑普遍
波共审讯通常特别残暴。殴打和酷刑非常普遍，拘禁条件极其恶劣。莫克扎尔斯基（Kazimierz Moczarski）是波兰抵抗运动战士，被波共判无期徒徒刑，他后来获得自由作证说：“自1949年1月9日至1951年6月6日，先后受到49种酷刑和殴打，6年零3个月被剥夺放风走动的权利；2年零10个月从未洗过澡，4年半被单独关押，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没有书、信，报纸。” 378
波共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人不与他们合作，便是反对他们。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决定各主要审判的判决。司法独立被破坏无遗。1948年3月15日被判死刑，同年5月25日被处死的皮雷克基（Witold Pilecki）是一名地主和官员，参加过1920年抵抗苏军的战斗；1939年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加入波兰军队抵抗德国入侵；1940年他主动提议，并经波军最高指挥官授权，故意让德国人逮捕，被关入恶名昭著的奥斯维兹死亡集中营，以便在集中营中建立起秘密反抗网络；1943年4月他逃离集中营，立即积极组织“独立网”抵抗运动，随后参加波兰华沙起义；后参加安德将军（Ladislav Ander’s）领导的第二军团。1945年他回到波兰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组建了一个小型高效的情报网络，搜集国家布尔什维克化的情报送交安德将军。1947年5月5日被捕，随即被处死。1990年恢复名誉。
7．国家恐怖主义
东欧各国经历相似了改革：由共产党取缔社会主义党，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中央计划经济，加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强行反对教会，群体恐怖遍布全国。1948年后，波兰国安部用恐怖手段控制整个社会，制造普遍恐怖，任何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均可能突然成为安全部门严密监控的对象，成为党国体制的受害人。
斯大林号召：“加强阶级斗争”，波共则改为：“加强革命控制”。1948年波共象苏联反托洛斯基派，东欧反铁托主义一样，发起“批判民族主义分裂右派”运动。结果波共总书记哥木勒卡（Wladyslaw Gomulka）与数万名党政干部一道被清洗。
在一个普遍迫害的党国体制中，共产党人较其他人受到的迫害相对较轻。波共受害人数也相对较少。国安部将矛头指向军队，大抓间谍，重点是职业军官。因此，国安部与军事情报处联手逮捕了数百名军官，随后审判处决了20几名军官。不久数十名国安部的高级官员也被关入了监狱。
由于哥木勒卡从未交付审判，波兰苏维埃化并无任何主要作秀审判。而匈牙利有在布达佩斯的（Laszlo Rajk）秀审；捷克斯洛伐克则有在布拉格的（Rudolf Slansky）秀审。
1945-1953年期间似乎每个人都可能随时被捕入狱：政治局委员，前政府官员，将军，AK军司令员，大主教，抵抗运动（先抵抗德国后抵抗苏联）战士，拒绝集体化的农民，发生爆炸的矿山矿工，写不满标语的少年等皆在逮捕之列。任何反抗的潜在力量皆被清除；所有自由行为全被禁止，该党国体制普遍恐怖的主要作用在于向全社会传递一种永久性恐怖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