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虐杀成性的柬普寨共产党暴政（中）
5．滥杀无辜，暗杀恐怖
红色高棉在内战期间仅暗杀便高达75000余人。强制迁徙城市居民使之村民化（包括死于路途及累死者）导致40余万人死亡；处决超过50万人；Henri Locard估计约40万到60万人死于监狱；这一数字不包括那些被即时处决者；Sliwinski的研究则称总共有100万人被处决；饥饿与疾病夺去至少70万人的生命。
知识分子有时仅因其身份被杀；更多的情况乃是：如果他们放弃在任何领域的全部现有专业及抛弃书和眼镜，则允许他们活着。591
40万华裔约50%死亡，比率高于越南裔。据Sliwinski研究统计37.5%越南裔；38.4%华裔；82.6%高棉共和国军官；51.5%所有的知识分子，41.9%金边市所有的居民被消灭。（1962年华侨占金边市民18%；越侨占14%）
红色高棉相信阶级斗争远不如种族之间或不同人民之间的斗争重要。1977年4月红色高棉下令所有的越侨需逮捕并移送中央安全机关。他们的亲朋及讲越语者也被逮捕。在与越相邻的Kratie省，祖先中有越南血统者便足以构成逮捕的理由，指控东部地区所有的居民为越南潜入柬普寨机体内的代理人并全部处死。
6．群体灭绝
真正的群体灭绝发生于东部地区。该区域政治军事首脑Sao Phim是唯一反抗中央政权的区首脑。1978年5-6月发生了短暂的内战。4月间，409名干部被拘留后，Sao Phim自杀，其妻及孩子皆在葬礼中被杀。该区的部分军人试图武装起义，然后逃入越南，后来随越共军队进入金边。当柬共中央军重占该区后，以他们皆是在高棉体内的越南佬为名，处死了全部该区居民。
1978年5-12月期间，该地区约10万至25万人被杀（人口总数为180万），先杀军人和青年人。在Sao Phim的家乡，120户700余人全部被杀光。在另一村庄15户人家被灭绝12户，仅7人幸存。7月以后，任何生还者全部被强行迁徙至其他地区，并在当地被逐渐消灭。数千人在迁徙途中死亡，他们被强迫装从中国进口的蓝色工装。凡穿此种狱服者，最终全部被灭绝。在东北一个合作社，当越军抵达时，原有的3000名东部居民，仅剩下100余人。妇孺老弱与原住民和新居民一道被屠杀。除了1975年4月已逃亡者外，1976年11月日，23000余人逃亡至泰国，到1977年10月，60000余柬普寨人亡命越南。而这些成功的逃亡者，仅是亡命者中的一小部分，任何被发现而抓回者，皆意味着死亡。许多亡命者丧生在可怕的丛林之中。
红色高棉在最后败亡之际，群体屠杀了绝大多数在押犯人。例如，Tuol Sleng几无生还者。尽管越共入侵远非出于人道主义，但客观上却挽救了无数生命。
柬共群体灭绝罪是否成立？群体灭绝罪适用于制度性灭绝一个民族，种族和宗教团体。1975年投降的朗诺政府军人，受到体制系虐待，许多人立即被处死，更多的人随后被无情地处决；红色高棉无疑犯有战争罪，也犯下了反人类罪；任何政治反抗，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皆被处决。
7．屠杀迫害宗教信徒
自1973年始，红色高棉便在解放区镇压佛教，佛教和尚在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被柬共视为代表力量强大的竟争对手，凡是未解除圣职者，全部被系统地屠杀。1979年在Kandal省一个村庄28名和尚仅一人幸存，其余全部被杀。全国原有60000余名和尚，被杀得仅剩1000余人。591
柬普寨天主教的命运最为悲惨。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踪。金边天主教堂是被彻底摧毁的极少数建筑之一。593
Cham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约25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波尔布特1974年初即秘令摧毁他们的村庄，1976年所有Cham族出身的干部，全部被清洗；在红色高棉占领区自1973年始清真寺即被毁，禁止祈祷做礼拜；1975年以后此种禁令波及全国。可兰经被收缴并焚毁，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毁；1975年6月，13名伊斯兰显贵被处决，其中有些人仅因公开祈祷，其他人是因为公开参与示威游行要求宗教婚礼的权利。伊斯兰教徒时常被强迫作出选择：要么养猪吃猪肉，要么处决；每1000名至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者，仅30名幸存。594
与其他柬普寨族人不同，Cham族人好武。他们时常反抗，因而大量被屠杀。1978年中期，红色高棉开始系统性清洗Cham族人，包括妇女儿童，即使他们被迫同意吃猪肉。据Ben Kiernan估计约50%，据Sliwinski研究的数据约40.6% Cham族人被杀害。
依Sliwinski研究，58.1%的金边居民（100万死亡）；71.2% Kompong Cham，90.5% Odder Mean Chney居民，在1979年仍活着，各不同地区的城市死亡率不相同。最后攻占的城市死率最高。
一位证人作证说：“在民主柬普寨，没有监狱，法庭，大学，学校，钱，工作，书，运动和业余时间。。。每天12小时体力劳动，2小时吃饭，3小时休息和教育宣传，7小时睡眠；全体住在集中营。Angkar（即波尔布特）控制我们每个时刻的生活”。597
首要信条是极端否定人生有任何价值的观念。自1973年始，解放区便镇压佛教，强制青年人与家庭分离，统一着装，所有的集体全部军事化。
所有的教育，运动和贸易自由，宗教，图书全部消毁。公开表示亲热之举皆被严禁；所有当局官员必须盲目服从，人们被迫参加各种会议，强迫批评他人或自我批评。1976年民主柬普寨宪法的第一项权利是劳动权！许多人自杀，尤其是被强迫分离的恋人，老人及原先过贯了富裕生活的人。
残疾人被当做懒汉抢决。时常被强制迁徙。逃亡者众多。但亡命在许多情况下仅是一种自杀形式。由于没有地图和指南针，逃难者在雨季为避追捕，携带极少量食物，许多人甚至还未遇上追捕者，便已因饥饿或累死在丛林中。
8．变态残忍致极的谋杀，共产党极权恐怖统治
“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0万优良的革命者，我们宁可杀掉10个朋友，也决不允许1个敌人生存！”此论是红色高棉政权大会上常见的用语。且将此群体灭绝逻辑应用于现实。
在波尔布特统治下，死行暴行下的受害者远多于死于疾病或年老。军队时常屠杀平民，地方干部屠杀整村嫌疑民众，甚至派军队灭绝东部整个地区的全部平民，尤其是最后一年达到高峰。
任何偷粮者那怕仅是在食堂或商店小偷亦可被处死；抢劫者时常被当场砍死；并暴尸街头任其腐烂，以恐赫民众。偷菜和水果有避免死亡的机会。但亦有例外，Khum作证说有位妇女因她的一个孩子快饿死，偷了一串香焦而被杀死。另一个例子是一群少年在果园偷了一些水果，被其同志审判处死，并立即从后脑射杀。
有些案例因分享一头母牛而全家人被杀。秘访被强制迁徙的家庭是非常危险的事。男女之间除非是近亲属，交谈必须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任何婚外性行为均被系统性处决；对年青恋人而言，生活特别艰难；好色的干部，许多人被以肉欲罪惩处。消费酒精饮料是另一可处死的罪行。不过通常只有干部和农民被处此种罪。
宗教活动受限制但有些容忍度，如果个人进行而不集体为之（佛教易行，而伊斯兰极难）但任何仪礼均在处死之列。
违抗者一律立即处死。1975年11月日一群教师因不满粮食配给限制，而迅速整体失踪。要求终结政权或越南获胜，甚至仅是承认自已饿，都将面临极大危险。
无论何因未完成分派的任务都是十分严重的事，由于事故、小错误、过失均潜在巨大危险，主要因未完成任务，许多残疾人和神经病人被处决。
任何未完成任务者均是破坏者。任何高棉共和军人受伤者或断肢者，均彻底失踪。疯子表达不满的话，均会被立即枪决。对柬普寨人最恐怖的事是强制失踪。
死刑执行柬共官员往往彬彬有礼，说尽好话，骗取受害人的好感。“柬共官员甚至在大屠杀我们时仍然很有礼貌！”
在每个省进行的调查（共20个省）发现超个1000个群体屠坟。红色高棉反复威胁将用尸体于大米田作肥料，现已找到真实案例。在死刑执行时刻，该体制的绝对野蛮再现。为省子弹及满足行刑者变态心理，枪决并不常用。依Sliwinski研究，仅29%的受害者死于枪决; 53%死于用砍刀、斧头或农用工具砍头；6%用绞死或用塑料袋窒息至死；5%割喉而死；仅2%的死刑公开执行，大多为示范恐怖，主要涉及失势落马官员。他们通常被用极残暴的方式处死，包括烧死，通常用燃料堆至齐脖子处或将其脑袋按入汽油桶中后点燃烧死。
9．司法暗无天日，共产党无法无天。
“自我批评会”至关重要。因有任何过错均可能导致下台，每个人的历史上若有任何污点，均不安全。人人处于风险之中，老朋友，老同学之间讲话交流也得小心谨慎，对政权推行的任何政策有任何异议，皆被当作反革命。人人均在秘密警察严密监控体系下，随时可遭受逮捕，搜查。甚至连“死亡”一词也成为禁忌。人们多用“失踪的尸体”替代。
法律程序完全缺位。从未有过任何真实的审判。大批少年儿童被充作警察助手。相当数量成为间谍，他们躲在房内偷听私房话，查出藏匿食物，还有不少人被委任去监控其父母亲，看他们是否有政治异议言论。
任何未经明文许可者均属非法。任何小偷小摸行为，皆可被捕或处死。青少年的小偷小摸行为一般仅受鞭挞，若是成人则可处死。酷刑者通常是红色高棉的军人，但时常也有由同事充任的。关健要表现得完全服从，任何不满均可解释成反抗、异议。惩罚旨在制造恐怖，故有时出现荒唐至极的处决。
10．共产党地狱般的监狱
原则上，柬共没有监狱。1978年8月日波尔布特说：“我们没有监狱，我们甚至没有监狱一词。我们社会的坏分子，直接分配生产任务给他们干”。
佛教认为惩罚将在下一世，而红色高棉则立即实施惩罚。柬共大建“再教育中心”。殖民时代的监狱被废弃，仅在几个小省城保留，但设计关押2-3人的牢房往往关押30人。红色高棉政权通常用旧学校建设筑或弃废之寺庙做监狱。此种做法虽然与传统监狱，甚至最残暴政权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既不能改善被拘留者的生活，甚至无助于其生存。食品定量极小且奇缺：有时一合饭（仅够一人吃）供四十个犯人！没有医疗设施，且拥挤不堪，导致传染病普遍流行；犯人长期戴刑具。妇女和轻罪犯人戴一幅手铐；普通男犯戴两副，有时用背铐；所有的镣铐皆固定于地上的铁桩。没有卫生设施，因而不可能洗澡；此种生存条件下的生存期仅三个月；非常少人进此种监狱后能生还。
直至1976年约20-30%的犯人被释放，或许当时共产党仍相信中国式的劳教体制，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改造成新人。前政府官员和旧政权的士兵，若玩命劳动还真有机会生还。
许多父母亲于1975年4月17日被处死的20来岁的青年，被饥饿所迫往往沦为小偷谋生，他们被逮捕后不是受惩罚，而是被以最残忍的方式处死：
（1） 看守暴打或踢死；
（2） 绑住脚，倒悬梁然后踢死；
（3） 抓住孩子的脚淹入池塘中，直至呛水再提起，反复不断进行直到死亡；
他们与犯人的主要区别在于：犯人有的立即处死，有的慢慢整死。
酷刑在所有共产党政权普遍存在，但柬共在酷刑方面的创造性尤其病态和变态。最常用的一种酷刑是用塑料袋部分窒息，许多犯人本身业已体质虚弱，因而经不住此种酷刑而丧生；妇女皆受可怕的折磨。任何犯人，无论怎么强壮，那怕通过了所有的酷刑，通常拖几周甚至数月，结局全部一样，一旦被认为已榨干所有信息，便被处决；通常用小刀割死或用铁棍打死。同时用高音啦叭播放革命歌曲，以掩盖此种残暴的处决方式，引起受害人的惨叫的凄厉声。
一名妇女，因她已连续饿死四个孩子，还被拒绝看望最后一个在医院病危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了食堂的一只汤匙而被关入监狱！
说英语也变成犯罪。K assie Niou1996年作证时说：他本人被关入Kach Roteh 监狱，被穿入皮肤的铁链与其他犯人串联锁在一起，被酷刑数月。每晚看守均叫2-3人出去，从不见任何人回还。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他善于讲述高棉传统神话故事给看守的孩子们听。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