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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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共产党皆变成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下）

布哈林在他的党内老同志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卡门内夫（Kamenev）被处死后公开说：“我是如此幸福，他们已被象狗一样枪决了”[1]。不到两年后，他自已也象狗一样被杀。这种斯大林式的党内清除异已的残暴残杀现象，在整个共产党世界非常普遍。

公开作秀审判是列宁于1922年首先引入用于审判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斯大林在消灭其政敌前时常举行公开作秀审判。斯大林另用神秘于仇恨教育：逮捕，审判和受害者的命运完全秘密化。秘密与恐怖密切相关，苏共将恐怖带入全社会。布党不择手段消灭竟争对手，敌人已不再是旧体制的贵族，资产阶级，军官，而是任何反对布党政策的人。在布党眼里，那些成为布党绝对权力的障碍的任何人均是敌人，而不论其社会类别。这种现象甚至比恐怖还早出现。

敌人一词的极大弹性与随政治需要即时变化无穷，成为共产党人的思想与实践的一大关健要素。正如托德洛夫（Todorov）指出：

“敌人是为恐怖寻找的最大借口，极权国家需要敌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敌人，它们就制造敌人。一旦被标签为敌人，他们便受到无情的对待…成为敌人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烙印…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产主义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机时刻屠杀）资产阶级，属于该阶级足够；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2]

共产党为何要消灭敌人？传统的迫害作用，用福科（Foucault）的术语乃是：训练和惩处。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证明共产党对普通刑事犯比对政治犯体制性优待。苏联体制的目标之一是创造新人，暗含对最顽固不化的犯人的再教育。但为何共产党要杀害敌人？确认敌人在政治中时常至关重要。“任何不占在我一边者即是反对我”（He who is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列宁创新之处在于不仅那些不与其同路者是反对我，而反对我的必须死！此外，他扩展这一原则到政治王国以外的全社会广泛的领域。

恐怖涉及双重变异：对手被首先标签为敌人，然后宣布其为罪犯，导致将他从社会上排除出去，排除社会很快又变成消灭。敌友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能满足解决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寻找经净化的不再含敌意的重新组合的人类，通过马克思主义摩西式的计划，将无产阶级重新组合成新人类，并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社会从政治斗争逻辑进展到排它阶段，然后进入清除意识形态阶段，进而至消灭不纯成员阶段，最后便是对人类的犯罪。748

由于儒学的传统影响，似乎留有再教育改造的更广空间。但是中共劳改劳教实质上比直接谋杀更虚伪。强迫敌人改变他们的信仰道路，屈服于杀人犯，可能比直接杀了他们更糟。

红色高棉相信对整个阶级再教育改造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敌人已经腐化堕落无可救药），因此他们群体屠杀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在精神心理上摧毁敌人，因而强迫他们没完没了的自我批评。

极权政权的领导们自视为社会的道德指导者，并为他们选定任何人须处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感到骄傲。其基本假定相同：基于科学基础的必要性。托德洛夫（Tzvetan Todorov ）提及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指出：

“是科学主义而非人道主义帮助建立起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通过所谓科学的必然性（生物或历史的）赋予行为的正当性：一个人必须是科学主义的信徒，即使它是‘疯狂’或‘狂暴’的科学主义，相信完美的社会改造，因此相信通过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种理想进行社会改造的可能性。”

托洛斯基对科学的方法作了明确说明确规定1919年他在《为恐怖主义辩护》中称：“革命暴力业已成为必要，是因为历史的即时要求，无法找到一条通过议会民主机构的途径”。为支持此论他接着举证说：“无产者是历史上升阶级…今日资产阶级是落没的阶级。在生产中它已不再起着核心实质的作用，且用其帝国主义的掠夺方法，正在毁灭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的人类文化。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执着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将整个社会拖回至深渊的威胁力量。我们被迫粉碎这个阶级并将他们抛弃。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用于对付具有巨大破坏性，但又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3]

托洛斯基将历史变成某种必须牺牲一切的神圣力量，他对革命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天真无知，想象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将会经由一个辩证的过程而得以形成，尽管使用犯罪性质的方法。

“革命蓝色眼睛燃烧着残忍的必须之火”。Aragon的诗歌颂着残忍

“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当然得消灭他们”。高尔基如是说

考茨基 1918年对此问题勇敢而诚实地说：“确切地讲，我们的目标不是此种社会主义，废除每一种剥削和压迫，直接反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某种性别，某个种族…如果我们证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唯有基于毁灭私有财产基础上才能取得，我们将抛弃社会主义而无损我们的目标。”[4]

考茨基虽然作为一个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将人道主义置于马克思科学信仰之上。要杀人最有效的手段乃是通过非人化的过程将受害者非人化。检察官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歇斯底里恶狠狠地说：

“枪决这些疯狗！将这些藏着残的齿和鹰爪的匪帮杀光！打倒压榨者托洛斯基，他的咀里流着毒血，腐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让我们永远清除这些骗子，搂着腐烂的僵尸跳舞的可怜的朱孺！让他们可怕的尖叫彻底结束！让我们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疯狗！他们想将我们新苏维埃国家的鲜花撕成碎片！让我们将他们对我们的领袖的兽性仇恨堵回他们的喉咙！

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52年称：“任何反共的人都是一条狗！”（南郭注：不独有偶，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全部是在法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思想家芦梭，法农，萨特等人的信徒）

斯大林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这种将人类兽化，体制性杀人者。但是这并非斯大林的发明，而是列宁首创。在布党夺权后，列宁时常形容他的政敌为“害虫，蚂蝗，吸血虫”。

高尔基回应一封由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等人签署的呼吁书时写道：“我认为处死这些人完全合法。很自然，工农政权将象清除蚂蝗一样消灭其敌人。”[5]

布洛斯塞特（Brossat）对兽化人类的过程下如下结论：“极权主义的诗人和屠夫们，首先是从他们使用的语言暴露自已。莫斯科刽子手们的‘清洗’与纳粹谋杀者们所使用的‘解决’密切相关，是苏联精神与文化灾难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种语言微观现象。人类生命的价值崩溃，分类的思想（人民的敌人，叛徒，不可信赖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纳粹屠夫的理论与实践中，将他人兽化，净化和防止传染的念头并无法与世隔绝，与种族观念密切相关。它用超人和劣等种族来将社会人种等极化。但是，1937年苏联有关种族的理论，极权主义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将其他人完全兽化，因而在此种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绝对化，从而付诸实际便成为可能。”[6]

1932年高尔基（他是特务头子雅哥达的私友，他的儿子在GPU秘密警察局工作）在一信中说道：“阶级仇恨应当根植于对敌人的某种原始的嫌恶反感。敌人必须被视为劣等的，我坚信敌人是比我们劣等的，他们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均是劣等的”。[7]

社会历史科学主义最坏的一面与生物科学主义结合产生了共产主义怪胎。这种动物或生物思维，使我们更易理解为何这么多共产主义犯罪会对人类犯下深重罪孽，以及马列意识形态是怎么为其追随者们的犯罪行为合法化的。

在共产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Eugenics），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富有社会分类进化知识的列宁，根据应当被抛进历史垃圾箱的理由决定谁应当消灭。根据马列政治历史“科学”基础，资产阶级代表了没落衰亡的过去的阶级，因此消灭其阶级和个体就有了合法性。

马列主义神圣化体制本身，因而阶级划分和抽象归类远比任何人类的实际重要。个体和团体均视作某种原始的社会与脱离肉体的原型。这就使得犯罪变得容易得多。线人，酷刑犯，刽子手杀人不会受到谴责，他们仅是消灭某些对社会公共利益无益的抽象物。该理论通过否定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人类大家庭，而成为犯罪意识形态。

马列主义的根源或许根本无法从马克思本人身上找到，反而易于从变异达尔文主义找到原型，当将达尔文主义适用于种族问题时，运用于社会问题时，均发生相似的灾难性后果。有一点可以肯定：反人类罪是否定人类的普世性，而归因于某种特定条件，基于生物，人种或社会历史的观念的产物。

通过反复强制洗脑宣传，共产党人迫使人们相信，他们的作为具有普世性，与整个人类相关。评论家们不时试图将纳粹与共产主义区分开，辩称纳粹计划有其特殊性，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产物；而列宁的计划则具有普世性。这完全是错误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列宁及其继承者，将资本家，资产阶级，反革命及其他人，排除出人类范畴；并在他们的社会生物学与政治说教中，将他们变成绝对的敌人。考茨基早在1918年便指出：“共产党用的词汇都是极富弹性的，使当权者得随心所欲随时将任何他不喜欢的人，排除出人类之外加以消灭”。这些词汇直接导致了反人类罪行。

生物学家阿特兰（Henri Atlan）指出：“人类的观念延及生特学领域时，生物学对于人类几乎无关。”苏联科学家来森科（Trofim Lysenko）试图创造新西红柿，玉米品种，而且曾试图创造新人种。

1870年特卡契夫（Pyotr Tkachev）俄国革命者，内查也夫的继承者，建议将25岁以上的沙俄国人全部消灭，他认为他们不能实践他的革命理想。在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巴古宁对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们的人民并不是一张白纸，得任由任何秘密社会，随心所欲在上面涂写，比如象你的共产主义计划”。[8]

斯大林无疑是20世纪世界最大的罪犯之一。特洛斯基经常认为斯大林是个病态的疯子。斯大林是个超级狂热的有特殊才干的政治家，他不信民主。斯大林是列宁开创，内查也夫梦想的运动的逻辑结果：用极端的手段实施极端的政策。斯大林是个高加索土生土长，从小受崇尚誓死报仇雪恨的行侠好汉。他用的匿名“科巴”（Koba）即是个助寡妇和孤儿的俄国版罗滨汉。

巴古宁在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写道：“这种残忍的重组和绝对疯狂主义，如今你居然要将它作为一般原则适用于整个社会。你想要疯狂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会！”[9]早在1870年巴古宁便已理解即使革命行动也必须受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制约。共产主义恐怖时常被与天主教宗教法庭相比较。不过小说家远比历史学家更热衷于此。

马克思对人类的命运有某种拯救的信仰，这是暗夜之摩赛亚之梦。科拉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那种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已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因此世界将按照某种意志变得完全，完美，最终彻底解放的观念，乃是一种人类精神最疯狂的变态…当然此种变态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但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思想，轻视所有的市俗价值，让位于超自然空间的力量，要远比那种教导我们能够保证救赎，从地狱的深渊跃向辉煌的天堂的说教，远不那么荒唐。”[10]

伦那（Ernest Renan）在其《哲学对话》中指出：“在无神论社会确保自已拥有绝对权力者，不是对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胁，而是创建了一个真实的地狱--集中营，以惩罚反抗者，并恐赫吓唬所有其他人；丧失良知，完全忠于政权，完全抛弃道德的秘密警察，变成随时准备实施各种残暴行为的服从机器。”[11]

黑格尔之“任何真实的皆是合理的” （everything real is rational）（南郭点评：中共克意将其译成“存在即是合理”恐怕有故意误导之嫌。因为“real ”虽然也含有‘存在’之意，但其本意乃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德文原文使用何词。但依黑格尔的本意应指‘真实的’才更确切也更合理）。无论如何指导世界历史的原则应当是“任何非人道的事情皆是毫无意义和没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