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中国基督教发展简史（上）
24、中国基督教发展简史
郭国汀
提要：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乃是爱、忏悔和宽恕的文化；基督教的教义主旨是爱、博爱、宽恕、爱邻如己、爱你的敌人，尊神为大，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都是卑微的也是平等的。基督教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基督教在中国除了传教之外，兴学办医举慈善事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很可能迄今中国仍停留在封建农业时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至少经历了六波。西汉公元225年基督教传教士首次到达中国，其次是七至九世纪的景教，再次是十三至十四世纪天主教在蒙古帝国的传播；第四波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耶苏会罗马天主教，因为凡蒂岗禁止耶苏会士试图容合中国的习惯和语言入祈祷书，引起清朝当局以基督教作为外国列强的代理人为由迫害基督教，该特殊地下教会的残余在十八世纪中叶消声匿迹；第五波基督教进入中国始于1801年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的努力，亦在1949年共产党夺权后全部失败。但中国基督徒从1949年约200万人发展到今天约一亿人。这是最后一波也是势不可挡的一波。[1]
下述阉割牧师与中共官方的说法带有浓厚的欺骗性。例如:早在1826年清朝政府便已正式开放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教活动，而鸦片战争是1840年以后的事；基督教早在公元225年便已进入中国，至少在公元635年传入中国有据可查，当时的基督教完全与所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国家兴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凡是善于学习外国的民族，无一例外必定兴盛，将基督教文明的传入说成是文化侵略是共产党流氓无赖的污蔑；中国首位阉割神父吴耀宗胡说八道：“直到共产党掌权后才意识到帝国主义是利用宗教信仰” “过去的一个世纪，外国人一直误释圣经，曲解基督教原理，暗中培养教会变节者，使得中国基督徒不自觉地吸取帝国主义有毒的思想。”；其实举凡宗教皆以传教为已任，与政治权力无关，比如法轮功问世短短二十来年，便业已传至90个国家，很大程度上便是信徒的虔诚信仰所致，因为传道对信徒是一种最大的荣耀；是马列斯毛共产党文化对宗教所持的敌意，而非中国人对基督教印象不佳；从马克思诋毁宗教是 “引入走上邪路使人堕落的意识世界”，到列宁咒骂“有关上帝的每一个观念，每一种宗教都是十足最危险卑鄙可耻的观念，都是最可恶的恶劣影响。即使数 百万的罪孽、猥亵肮脏的行径、粗野暴行漫延，也远比狡猾的上帝精神观念的危险性小得多”，至斯大林之“宗教是狡猾而危险的敌人”，到毛泽东诅咒 “宗教是毒药”，足证基督教实质上是共产党的天敌。此外，从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汉人当政时基督教几乎均受到严厉限制甚至禁绝，而基督教在中国大发展时期几乎都是外族征服汉族的政权，唐朝开国元勋李世民据称并非汉族，元朝是蒙古族，清朝则是满族。反之汉朝宋朝和明朝基督教几乎禁绝，应当与当权者的儒教传统密切相关；甚至当今儒家名流东海君仍在起劲然后多少有点盲目地反基督教，至少客观上配合了中共极权暴政的宗教迫害愚民需要。
2010年8月1日
序：共产党是最恶劣的精神强暴犯
中共政权下，天主教徒必须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管理下的教堂做礼拜，新教徒则须在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活动，其他基督教组织都被中共当作非法组织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2]。爱国会及三自教会的牧师与神父实质上皆被强制阉割，例如：党用牧师董美琴说：基督教随英国用鸦片贸易及炮舰政策传到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中国基督教披上了不光彩的形象。 基督教与西方侵略者分不开，让无数中国基督徒感觉很痛苦。[3]另一位党用牧师唐崇明则说：“基督教不幸成为帝国殖民主义控制和利用的文化侵略工具”；并肉麻地吹捧“1949年政权的改变是神的美意”。[4]中共官方则哄骗胡编：例如：[5]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被作为特权列入条约。基督教真正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外国传教士受不平等条约庇护，享有“治外法权”，由此引起中国民众不满，冲突时有发生。外国传教士中，有一些人参与了殖民者的侵略行动。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机、方式以及一些传教士的行为，难免让教会蒙羞，中国人很自然就把传教活动与侵略战争联系起来，“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不佳，感情上难以认同”。至1949年，教徒人数70万[6]。1950年，吴耀宗发表“三自宣言” （自治、自养、自传），称“中国基督教彻底摆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广大基督教徒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7]据中国教会统计，目前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万。
一、汉朝公元225年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
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布莱恩教授在其《信仰：基督教的历史》（2002年）提及“公元225年，东方传教士抵达了印度和中国”。[8]另古罗马的阿诺比尤斯，于公元300年写的《 驳斥异教论》言及：“传教工作遍及印度、Seres即中国）、波斯和米底斯；”王治心先生在其《中国基督教史纲》中论及：“向东方传福音的有多马和巴多罗买二人，前者去了印度，而后者则来到中国。据此，可以认定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公元225年。但随后消声匿迹。据称2009年江苏徐州发现了汉代基督教福音铭文镜。文物专家马焕跞先生说，根据此枚铜镜的型制、纹饰及铭文内容等分析，其制作年代应为东汉后期，公元二百到三百年间。[9]铭文：“制作这面神镜，来尊崇敬拜独一无二的上帝。圣母玛利亚目证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有帝王一般的显赫。凡立志信他的，要重新、必须、再生一回”。
二、唐朝基督教传入中国
根据布莱恩教授考证：中国比整个欧洲更热门，中国传教自然吸引了特别注意。虽不能肯定何时景教士抵达中国。但是在公元550年，已有一些和尚从中国（Serinda）走私丝蚕蛹到拜占庭帝国；这些和尚已经在中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且通常在拜占庭与中国之间往返旅行。[10]在开创西方丝绸工业时，这种行为具有革命性的重大经济意义，但是宗教渗透进入远为艰难。最早的正式传教可以追溯至635年，当传教士抵达中华帝国首都长安，建立了一个持续了两百年的传道区[11]。由于幸运或准确判断，他们抵达时正处于唐王朝新建，新皇朝不排挤外来信仰，唐太宗李世民向所有外来宗教包括佛教开放。他的政权准许容忍被形容为“神秘的、精彩的、自发的、产生概念、建立基础、对于拯救生物和人类有益的”基督教，来自遥远的“大秦”（古人称呼东罗马帝国）或叙利亚闪光的教。当时修道院遍布全国，采用当地建筑模式：陕西省迄今尚存有一座建于七世纪的大秦宝塔。至八世纪末，中国的教会是由亚当大主教领导，在九世纪初任何东正教大主教证实中国存在着许多主教。[12]但是其根基不牢，实质上所有著名的景教墓碑上的名字都是叙利亚人名。因此在九世纪中叶当信道教的武宗皇帝当政时，所有的基督教传道区均被摧毁，迫害和驱逐外国宗教和关闭修道院。当时中华帝国颁布禁令：“至于大秦（叙利亚基督教）和Muh-hu（Zoroastrian）形式的崇拜，既然佛教业已清除，这些异端不许继续存在。属于这些教派的人应当强迫回到市俗社会，重新成为其自已的区域，并成为纳税人。至于外国人，让他们回其本国，禁止其再在中国传教。”[13]
第一个纳斯托利安（Nestorian即“景教”）传教士于公元635年抵达中国。一千年后，耶苏会传教士在西安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古碑（陕西大秦宝塔和修道院，这块刻于公元781年的石碑记载了景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碑文以古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石碑上刻了78个景教僧侣的名字，在碑首刻了基督教标志十字架。 这块石碑的碑文在近代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亚 ）记念“闪光的宗教的传播”（指基督教），碑文据称经唐太宗润色，太宗已经接受“携带有真正经文的高德波斯和尚”[14]。公元638年中国皇帝颁布的一道赦令言及：“we find this religion excellent and separate from the world, and acknowledge that it is quickening for manking and indispensable. It succors living beings, is beneficial to the human race and is worthy of being spread all over the Celestial Empire.”皇帝为Alopen和20名和尚建了一座修道院内；在55年内发展到十个省。后来在中国北方的Cathay建立了一个教区。但唐武宗会昌灭佛，基督教也一并遭难。十世纪时有个阿拉伯景教和尚访问中国后报告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绝迹。基督徒遇各种方式迫害，他们的教堂被摧毁；在该土地上几乎不存在基督徒了”。[15]
三、元朝天主教的传入中国
在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期间，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历史纪录，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地下状态的存在。当蒙古征服中国并建立元朝后（1271-1368）景教强劲回到中国，忽必烈乐于容忍基督教和佛教，马可波罗时常报导在中国发现基督教社区。1281年在忽必烈宫中，在与外国有商业交往的地区和丝绸之路上，以及南方沿海城市诸如镇江和杭州有七个修道院，景教得以牢固建立。1289年元朝设立“崇福司”管理宗教事务；管理人员约20名，全部是基督徒。[16]建立在景教基础上，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亦在十三世纪末抵达中国，旨在全国设立的金字塔结构教区，并在北京和泉州及其他地方设立管辖大教区的主教。[17]
拉班骚马（Rabban Sauma）是巴利克（Baliq）汉的大主教，于1287年被忽必烈委派作为外交使节前往欧洲，访问康斯坦丁堡，罗马，巴黎和波尔多，会见了罗马教皇和英国和法国国王。当一个罗马红衣主教说很奇怪蒙古王让一个基督徒充任其使节时，骚马回答道“景教徒已经向蒙古人、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传福音，许多蒙古王公和王后的公子都已受洗成为基督徒。”[18] 他被允许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主持星期日弥撒仪式，许多意大利信众聚集前来看这个奇特的蒙古使节，人们惊呼“语言不同但仪式完全相同”。[19]
由于景教徒骚马作为中国使节访问罗马，激励教皇于1289年派出独立的传教士前往中国。约翰蒙特（Monte Corvino）于三年后成为罗马天主教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牧师。他被允许在帝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教堂。至1305年约翰向罗马报告说他已经施洗6000人，若非景教的妒忌本来会有更多人受洗。他报导称景教徒宣称他是个“间谍，魔术师和骗子，他们贿赂官员来反对我。[20]1305年1月他向教皇写信说，“现在皇帝本人已经受洗，如果有两到三位同道协助我，效果会更佳，因此我要求再派几个兄弟过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