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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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督教与科学

11、基督教与科学[1]

提要：基督教实际对人类的科学研究发展贡献巨大，基督教神学家中兼哲学思想家者大有人在，同时精通天文学和数学者不乏其人。1644年7月29日驻北京耶苏会士传教士Adam Schall，向中国皇帝预报1644年9月1日将发生日全食，并请求验证。他的预言精确而中国官方天文学家的预言全部发生严重偏差，由此皇帝任命他担任中国天文馆长，最后官至一品（亦即中国最高级的行政官）。[2]因此，那种“信神者是愚昧”的指责实犹如坐井观而论道。

2010年7月25日

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是中国领先世界的三大发明[3]，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远比中国晚。火药在中国首先用于娱乐，随后用于火箭，13世纪宋朝军队即用散弹枪抵抗蒙古入侵，蒙古人很快学会了散弹枪技术，进而打败了中国，然后用于征服欧亚大陆，因此该技术流传全世界。[4]在《剑桥战争史》中帕克教授指出：“制造火药的正确配方：销石，硫磺，木炭，首先由中国人大约在九世纪发明，在12世纪宋朝的军队，将火药用于军用火炮和手榴弹。这种新技术渐渐西移，14世纪初(1327年)有些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才提及铁炮并在欧洲首次知道炸药的说明。只到1432年在法国百年战争第二阶段期间，火炮才首次被用于围攻城市。欧洲第一次使用火炮的时间是1327年设计的一种简易火炮，与中国1128年设计的火炮极其相似。1460年苏格兰吉姆斯二世国王由于站在离火炮过近的地方结果因火炮爆炸被炸死。[5]

欧洲第一个炼金家是阿尔特菲乌斯（Artephius ）自称炼出了灵丹妙药并活了一千年。最著名的是14世纪时致力于阿拉伯哲学和炼丹术的雷蒙鲁尔（Raymond Lull），他是个基督教神学家，热心于所有神秘和秘密的学者。他用阿拉伯语撰写神学并与阿拉伯穆斯林辩论，后被英国爱德华二世国王关入专门关押政治犯的伦敦塔，迫使他用他的技术提炼金子，后来逃脱，但150岁时（对于炼丹家而言相对年轻）被阿拉伯穆斯林杀害。阿尔特菲乌斯和鲁尔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科学的许多基础；更值得敬重的人物是罗杰培根（Roger Bacon），著名的佛朗西斯肯派信徒，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进入牛津大学以前，他在巴黎学习，克莱门特四世教皇很喜欢他，故特许他出版著作。他在《论实险科学》著作中论及几乎所有的领域，上帝、神学、炼丹术、科学、天文学、光学和透镜；他确立了建造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理论；发明了眼镜；炼丹术使他研究化学的化合与分解；预见了汽船，自动汽车和飞机。虽然他并未亲自设计任何东西。他指出“就未经实险证实的结论而言，那怕是最强有力的辩论也一文不值。实验科学是科学的皇后和所有沉思的目的。”“有两种方式可获得知识，一是通过理性，另一是经实验。争论得出结论迫使我们接受它，但它并不能使我们确信之或排除怀疑，使我们内心平静的唯有真理，除非经实验找到此种确信，仅仅争辩是不够的，但实验则足够。”

罗杰培根和其他学者使我们能看到现代西方科学的开端。基督教与探索世界同步，因为每件事物均是由上帝创造的有序和谐的。今天人们将开普勒和加利略当作现代科学的开端，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物理学家牛顿一生中花了相当精力研究炼丹和神秘，他的研究论文超过50%论述宗教神学。使现代科学得以形成的学术环境，实质上根植于中世纪和基督教世界。

即便给穆斯林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的“十字军东征”客观上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由于东征，建造了不少船舶以运载士兵，开辟了通往中东的新航道，东征战士原本绝大多数是一生从未走出家园的农民，因此而见识了外界，开拓了眼界，带回东方物产和香料；加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旅游世界的欲望；运士兵的船舶后来成为运货船，西欧一批水上港口，诸如威尼斯得以发达，变得非常富有，东西方物产的交换，催生了一个商人阶级，他们是现代中产阶级的前身。他们不是由于出身门第，在社会上有力量，而是因为有钱。教堂周围形成交易市场，农民将货物带来市场上交易，由原来的易货交易遂渐变成硬通货现金交易，银行得以出现，由此开启了现代资本主义，城镇随之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人民自由追求财富，而是自由的财富去奴役人民”。

谈到基督教与科学技术，有必要提及一个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基督圣徒，16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6]，他是一名当时及所有时代最杰出的人，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人，耶苏会士杰出的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罗马天主教学院学习神学和自然科学，成为天文学、数学和神学导师，为了更有效地传教，他先到澳门花了三个月学习汉语，中国传统文化，自起汉名“利玛窦”，穿汉和尚服，提出传教要 “入乡随俗” ，使用汉语举行宗教仪式，他最杰出的一项发明是记忆宫。

1582年他受罗马天主教会委派至中国传教，先到葡萄牙人定居点澳门学中文和中国文化三个月，1583年31岁时被允许在肇庆生活传教。[7]经一系列挫折后他认为首先应征服官员上层自上而下推广基督教才更有效，因此他精研文言文和《四书》《五经》以便与官员深入交流讨论。他认为应当尊重中国文化，以交流，讨论争论的方式才可能成功。他不但是杰出的神学家，而且精通天文、数学、制图学和机械学；他教中国人欧几里德数学方法和世界地图，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一无所知。他还用音乐传达基督教观念，他创作欧式新曲，正如他所期望的，他的多才多艺引起中国人的好奇，好些官员成为他的支持者。他先用文言文然后翻译成白话出版《天主的真实原理》（The True Doctrine of the Lord of Heaven）后译成朝鲜语和日本语，将天主教原理介绍引进完全陌生的文化思想领域。他尽可能与中国的思想保持一致，集中讨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上帝的存在与创造的性质及人的灵魂，而避开三位一体和复活性质，结果书大获成功，中国哲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甚至迫害基督教的隆皇帝也将该书置于其私人书架中。他告诉罗马天主教主教Aquaviva.他用儒学的术语“天主”代替“上帝”，并接受基督教可以按照礼敬孔子和他们的先人的仪式，因为这些无意忽视其杰出的理论也是帝国法律的要求。

为进京传教他向皇帝申请时自称渴望“毕生作为陛下的臣民”，“让中国人分享我的天文、地理、几何和数学知识”，并称“我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方法完全相容”[8]。1601年他被允许在北京生活，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顺治一个钟和一幅将中国列于中心并将圣经圣文写在周边的世界地图，获得的回报则是在紫禁城内建立一座教堂和一座耶苏会士会所。他与中国学者讨论罗马天主教教义，精明地指出基督教的许多观念可以在孔子经典中找到。他的博学，诚实的个性，最终使他将好些高官变成了基督徒。他被允许引进更多的基督传教士入京。[9]

后来他说服罗马派遣天文学家Sebastiano de Ursis来北京设立改革历法，他在中国学者圈内的声誉日隆。1605年利玛窦给耶苏会士总部Aquaviva写的报告中称他已使两千名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其中300人在北京是“文化人和好的基督徒”。他承认进展缓慢；我们生活在中国期间不是收获季节，但是他正在赢得当地的见习修道士来推进他的工作，他的三名皈依者：Paul Hsu在上海，Michael Yang在淅江，Leo Li在杭州分别设立了重要的传教所。

以其说利玛窦是基督传教士不如说是文化大使更确切。他第一个将孔子著作系统翻译成拉丁文，并成为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他对朝鲜的影响更惊人，中国人皈依成基督徒并不多，但朝鲜却成为亚洲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国家。朝鲜与中国一样深受孔子和佛教影响，但在1770年前后，一位名叫Chong Tu Won的驻中国使节返回朝鲜时，带回一本利玛窦的《天主的真实原理》中文书，他与朋友们意识到这是新思维新方法，故收集了更多西方宗教和文化的资料。使基督教在知识分子中大受欢迎。没有任何外国传教士帮助，他们自已充当传教士传播基督教。到19世纪初已有一万基督徒，尽管当局镇压，信徒人数持续增长，今天南朝鲜已有2500万基督徒，汉城的中央全福音教堂是全球最大的教堂，拥有信众高达50万人。

1610年利玛窦死时，皇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0]他的《中国日记》被带回欧洲后，迅速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